在中国广袤的行政版图上,每一个县域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变迁,新安县,作为中原文化浸润下的一方热土,其历史上曾多次面临“役情”的挑战——这里的“役情”,并非单指某次具体的疫情,而是广义上指代地方在特定时期承担的赋役、兵役、劳役等公共事务及其引发的社会动态,这些“役情”如同刻在岁月年轮上的印记,深刻反映了地方治理的演变、民间社会的韧性以及人文精神的传承。
新安县的“役情”记载,最早可追溯至明清时期,在传统农业社会,赋役制度是维系国家运转的基石,新安县地处交通要冲,土地肥沃,人口密集,历来是赋税和徭役的重要来源地,据《新安县志》载,明代实行“一条鞭法”后,赋役折银征收,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实物负担,但地方官吏在执行过程中的摊派、加征仍时有发生,导致“役情”紧张,清中叶以后,随着人口膨胀与土地兼并加剧,普通农户的徭役负担日益沉重,每逢河工、驿传、城防等大型徭役征发,民间往往疲于应对,甚至出现“弃田避役”的现象,这些历史片段,勾勒出新安县在帝国治理下,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博弈与调适。
进入近代,新安县的“役情”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,民国时期,战乱频仍,兵役征发成为地方行政的重中之重,当时的政府虽颁布了《兵役法》,试图实现公平抽签、规范征召,但在实际操作中,壮丁逃亡、兵痞勒索、富户贿免等乱象层出不穷,使得“役情”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矛盾,这一时期,新安县民间流传的《避役歌谣》《诉役竹枝词》等口头文学,生动记录了百姓在兵役重压下的苦难与抗争,成为研究地方社会史的重要素材。
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,新安县的“役情”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,计划经济时代,集体化运动将劳动力纳入统一管理,农民通过参与农田水利建设、修筑公路、兴办社队企业等集体劳动,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贡献力量,此时的“役”更多体现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义务劳动,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,但总体上与农民的长远利益相结合,促进了地方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农业生产的发展,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,传统的徭役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,取而代之的是村民自治框架下的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机制,以及志愿服务、公益事业等现代治理方式,新安县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进程中,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道路硬化、环境整治、文化设施建设等公共项目,形成了政府引导、群众主体的新型“役情”模式,彰显了基层民主的活力与人文关怀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新安县在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中,也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,无论是历史上的自然灾害防治,还是近年来的疫情防控,县政府通过高效组织公务人员、医务人员、志愿者等力量,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网络,这种现代意义上的“役情”响应,既继承了传统社会守望相助的美德,又注入了法治化、科学化的时代精神,成为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体现。
纵观新安县的“役情”演变,从帝国时代的赋役沉重,到民国时期的兵役纷扰,再到新中国后的集体劳动与当代公共参与,其背后是一条清晰的地方治理转型轨迹,它不仅是国家政策在基层的实践折射,更是新安人民坚韧不屈、互助前行的人文精神的真实写照,在新时代的征程上,新安县将继续以历史的智慧为鉴,不断优化治理体系,激发内生动力,让“役情”所承载的集体记忆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不竭源泉。

